引言
在民国那个风云变幻的谍海里，提起“特工之王”，人人都会想到那个神出鬼没、令人闻风丧胆的戴笠。
他就像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冷酷而锋利。
但很多人不知道，在蒋介石的天平上，还有一个人的分量，丝毫不亚于戴笠。
这个人，就是郑介民。
如果说戴笠是摆在明面上的阎王，那郑介民就是藏在暗影里的判官。
他从不让自己与血腥和恐怖沾边，公开场合里，他永远是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
黝黑的脸庞上挂着憨厚的笑容，笔挺的军装上勋章熠熠生辉，举手投足间，你只会觉得这是位饱读诗书、恪守军纪的儒将，绝不会将他与那些阴沟里的勾当联系起来。
军统内部，人人都知道郑介民有三个著名的标签：“老成谋国”、“学识渊博”、“善于钻研”。
然而，只有真正的高层才明白，这些华丽的褒奖背后，隐藏着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含义。
“老成”是伪装，“学识”是手段，而他所谓的“钻研”，钻的不是书本，而是人心。
江湖上有句老话，咬人的狗不叫。郑介民，就是那条最安静，也最致命的狗。
他的第一次出手，就将当时权势滔天、几乎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桂系”大佬李宗仁，耍得团团转，败得不明不白。
李宗仁兵败如山倒，仓皇逃窜时，依旧想不通，究竟是谁，如此精准地捅了他一刀？
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让你脊背发凉。
01
1897年的中秋节，当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赏月时，海南岛文昌县的一户破败地主家庭里，郑介民呱呱坠地。
他是家里的长子，但这个“长子”的身份，带给他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责任与贫穷。
他的童年，几乎没有亮色。
父亲早亡，母亲一人拉扯着兄弟四人，家里那点薄产早已变卖殆尽。
靠着亲族的接济，郑介民才勉强读完小学。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但在乱世之中，几张文凭根本填不饱肚子。
十几岁的少年，为了给家里挣一口饭吃，他告别了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们，独自一人，揣着几个铜板，登上了前往南洋的轮船。
那是一条无数穷苦华人用血泪铺就的谋生之路。
初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举目无亲的郑介民只能在锡矿里当最底层的学徒。
热带的太阳毒辣无比，每天在矿洞里挥汗如雨，换来的却是仅够自己糊口的微薄薪水。
那段日子，郑介民尝尽了人间疾苦。
他身边的工友，大多是目不识丁的苦力，而郑介民能读会写，还会算盘，这个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技能，成了他改变命运的第一个跳板。
他抓住机会，跳槽到一家华人开的杂货铺里当了记账先生。
工作环境不再是暗无天日的矿洞，虽然依旧卑微，每天与柴米油盐和铜臭打交道，但总算能从牙缝里省下一点钱寄回家里。
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好几年，心里的那团火，却从未熄灭。
他知道，当一辈子账房先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彻底摆脱底层命运的惊天巨浪。
1924年，这个巨浪来了。
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募革命青年的消息，像一颗炸雷传遍了整个南洋华人圈。
无数热血青年为之沸腾。
郑介民的心脏狂跳起来，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所军校，这是通往权力中枢的阶梯！
他当即辞掉了工作，说服了同在南洋谋生的老乡黄珍吾，两人凑足路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
郑介民身材高大，又是读书人出身，他对这次投考充满了信心。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放榜那天，黄珍吾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他的名字，却不知所踪。
那一刻，郑介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挫败。
有人劝他：「算了吧，介民，咱们的命就是这样，还是回南洋安安分分过日子吧。」
回去？郑介民的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
他坚信，开弓没有回头箭。
在绝望之际，另一位同乡邢森洲拉了他一把，帮他在警卫旅长吴铁城的部队里找了个学兵的差事。
白天操练，晚上补习，郑介民像一头饿狼，疯狂地汲取着知识，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再考黄埔！
第二次投考，他成功了。
这次一波三折的经历，彻底重塑了郑介民的价值观。
他后来常常对人说：
「机会，不是等来的，是钻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钻研，那他这辈子就注定没有出路。」
他口中的“钻研”，早已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政治投机。
在黄埔军校，他除了玩命学习军事课程，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钻”营人际关系和政治派系上。
他很早就嗅出了风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代表蒋介石利益的右翼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并以“激进分子”的姿态，处处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左派学生针锋相对。
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让他很快就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被校方高层视为“思想纯正、立场坚定”的好苗子。
02
从黄埔二期毕业后，郑介民因为其“突出”的政治表现，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精英，公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这在当时，是无数黄埔学子梦寐以求的镀金机会。
郑介民的文化底子其实很薄，但在莫斯科，他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嗅觉和“理论创造”能力。
他夜以继日地研究马列主义，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寻找其“破绽”。
最终，他炮制出了一本名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小册子。
这本册子通篇都是歪理邪说，但在当时却精准地挠到了蒋介石的痒处。
据说，蒋介石看到这本小册子后，用红笔在上面画满了圈，连连称赞：「此人有头脑，非一介武夫！」
郑介民的“政治头脑”，让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
1927年8月，郑介民学成归国，满心以为能立刻投入蒋介石麾下，从此平步青云。
可人算不如天算，他刚一回国，就赶上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远走日本。
失去了靠山，郑介民一下子成了无头苍蝇。
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栖身于老牌黄埔系人物贺衷寒的门下。
贺衷寒问他想做什么。
郑介民的回答斩钉截铁：「宣讲政治。」
他要继续将自己“理论家”的人设打造到底。
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重任总司令。郑介民知道，他真正的机会来了。
他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动用所有的人脉关系，四处钻营，只为求得蒋介石的一次召见。
终于，他如愿以偿。
在蒋介石面前，郑介民展现出了他作为顶级特务的潜质。
他没有空谈理论，而是干了一件让蒋介石龙颜大悦的事情。
他竟然早有准备，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份厚厚的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一位在莫斯科留学的黄埔学生的思想动态、人际关系、甚至私人生活。
谁是亲蒋的，谁是摇摆的，谁是同情共产党的，一目了然。
这已经不是一份简单的报告，而是一份赤裸裸的投名状。
蒋介石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他当即拍板，将郑介民留在自己身边，担任侍从副官。
据军统另一巨头沈醉后来回忆，郑介民这个侍从副官，根本不是处理文书的秘书，而是一个专为蒋介石个人服务的秘密情报员。
起初，他的工作范围很小，无非是在同学同乡圈子里搜集一些小道消息。
但郑介民这只潜伏的猛虎，一直在等待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03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然而，这只是表面风光。
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新桂系，势力从广西老巢一路向北，横跨两湖，直达平津，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拔掉新桂系这颗钉子，成了蒋介石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
郑介民敏锐地察觉到了蒋介石的杀心。
他决定赌上自己的全部前途，主动请缨，去啃这块最硬的骨头。
他找到了当时负责蒋介石情报工作的王柏龄，自告奋勇，请求单枪匹马潜入桂系的心脏——武汉。
王柏龄看着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侍从副官，颇为诧异：
「你一个人去？勇气可嘉。但武汉是龙潭虎穴，李宗仁手下猛将如云，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成功？」
郑介民微微一笑，抛出了自己的王牌。
「我不需要千军万马。」
他说，「我只需要一个人。李宗仁的亲弟弟，被誉为桂系‘二总’的李宗义，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而且私交甚笃。
他不止一次写信邀我过去为桂系效力。
我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利用这层关系，直接插进他们的心脏。」
王柏龄恍然大悟。
原来郑介民早已布下了这颗闲棋。
他立刻将此计划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批准。
一场即将颠覆中国政局的惊天阴谋，就这样在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悄然拉开了序幕。
郑介民抵达武汉后，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进行彻头彻尾的“包装”。
他没有急于联系李宗义，而是先在汉口找了一家最破旧、最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
房间里潮湿阴暗，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接着，他把自己弄成一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样子。
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一双沾满泥浆的布鞋，胡子拉碴，满面愁容。
他花了几天时间，将武汉的地理环境和桂系的布防情况摸了个大概，然后才装作偶然路过，前往戒备森严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求见李宗义。
当时在司令部里，李宗仁被称为“老总”，而他的弟弟李宗义，则被尊称为“二总”。
这位“二总”不仅地位尊贵，而且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在司令部里人缘极好。
当卫兵将浑身落魄的郑介民领到李宗义面前时，李宗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介民兄？你怎么……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郑介民“未语泪先流”，他编造了一个自己因不愿与南京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失业许久，如今连饭都吃不上的凄惨故事。
最后，他“扑通”一声，几乎要跪下：「宗义兄，看在昔日同窗的情分上，给小弟一口饭吃吧！」
李宗义虽然为人仗义，但并非毫无心机。
他看着郑介民这副惨状，心里也犯嘀咕。
为了试探真假，他不动声色地说：「介民兄，你我兄弟，何必如此。走，我先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这番话，正中郑介民下怀。
当李宗义跟着郑介民来到那间阴暗的小旅馆，看到桌子上摆着啃了一半的硬馒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瓶劣质的白酒时，他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
「介民兄，你受苦了！」
李宗义激动地握住郑介民的手，「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马上收拾东西，搬到司令部来，跟我住一个房间！」
郑介民“感激涕零”地跟着李宗义，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新桂系的核心中枢。
进入司令部后，郑介民的表演堪称影帝级别。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既谦卑又谨慎。
李宗义给他买了新衣服、新皮鞋，他见人就鞠躬，开口闭口都是对“二总”的感激之情，逢人便讲两人在莫斯科的“革命友谊”。
他从不乱走动，更不乱打听任何军事机密，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待在房间里“读书看报”，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他的低姿态，很快就麻痹了所有人。
大家只当他是“二总”一个落魄潦倒的老同学，靠着裙带关系来混饭吃的，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只“温顺的绵羊”，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就会露出一双饿狼般的眼睛。
环境混熟之后，郑介民开始了他的行动。
他利用李宗义的信任，以“帮忙整理文件”为由，自由进出司令部的机要办公室。
他用金钱和花言巧语，一步步拉拢腐蚀那些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低级参谋和译电员。
在不动声色之间，他完成了两件足以致命的大事：
第一，他成功盗拍了李宗仁与桂系各部队以及各方势力联络的全套密电码本。
第二，他将李宗仁麾下所有部队的兵力驻地、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主官姓名等详细资料，全部偷偷抄录了下来。
当这两份重磅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南京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意味着整个新桂系在蒋介石面前，已经再无秘密可言。
李宗仁的每一次调兵遣将，每一次密谋联络，都如同在裸奔。
然而，这仅仅是郑介民计划的第一步。
偷情报，只是三流特务的手段。
他真正要做的是，从内部，用政治手段，彻底瓦解这个庞然大物。
他连夜写下一份绝密电报发往南京，当蒋介石看到电报上那触目惊心的四个字时，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那赫然是……
04
那四个字，正是——诛心为上。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瞬间让蒋介石明白了郑介民的全盘计划。
硬碰硬地打，是下策；用重金收买几个将领，是中策；而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意志，摧毁他们将领之间的信任，让他们从根子上烂掉，自己人斗自己人，这才是真正杀人不见血的上上之策！
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郑介民这只看似温顺的绵羊，已经找到了新桂系这头猛虎最柔软的腹部，准备捅进最致命的一刀了。
郑介民在电报中精准地指出，新桂系这棵参天大树看似坚不可摧，但其内部早已有了致命的裂痕。
而他，已经找到了那条最完美的裂痕，准备将最猛烈的毒药，顺着这条缝隙灌进去。
这条裂痕的根源，恰恰在于李宗仁入主武汉后，为了收拢人心，提出了一个他自以为高明，实则埋下巨大隐患的政治口号——「鄂人治鄂」。
这个口号，让新桂系中的湖北籍将领胡宗铎、陶钧等人一步登天，掌握了湖北的军政大权，一时间风光无两。
然而，此举却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那些跟着李宗仁、白崇禧从广西一路打出来的嫡系将领心中。
夏威、李明瑞、杨腾辉……这些桂籍悍将，哪一个不是在枪林弹雨中为桂系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倒好，仗是他们广西人拼死打下来的，最后坐享其成、发号施令的，却成了一帮湖北佬。
凭什么？
这股怨气，就像地下的暗火，一直在军中蔓延。
郑介民要做的，就是给这股暗火浇上一桶油。
他开始像一个幽灵般，游走在司令部的各个角落。
在军官们的麻将桌上，在饭后的酒局中，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聊里，郑介民总能用最“无心”的语气，说出最诛心的话。
他会对一个桂籍的团长“叹息”道：
「唉，胡宗铎军长真是治军有方啊，听说他给湖北籍的军官都换了新装备，咱们广西出来的兄弟，可就没这个福分咯。」
他会跟一个失意的参谋“抱怨”说：
「德公（李宗仁的字）也是一片苦心，想笼络湖北人。可这天下，终究是枪杆子拼出来的。当官发财的是湖北人，冲锋陷阵的却是咱们广西人，这道理，我说不通啊。」
这些话，像一根根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进了那些桂籍将领本就敏感脆弱的神经里。
一传十，十传百，军中的裂痕被迅速撕大。
湖北帮和广西帮的矛盾，从暗流涌动，逐渐演变成了公开的对立。
05
然而，郑介民的“钻研”远不止于此。仅仅挑拨离间，在他看来还是太慢，也太容易暴露。
他需要一个更周密、更安全的计划，一个能让他自己永远藏在幕后，却能操控前台一切的计划。
他秘密向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一份密电，提出了一个堪称“导演式”的策反方案。
他在电报中写道：武汉内部矛盾已然激化，但由我出面直接策反，目标太大，且不利于长期潜伏。
为今之计，应由南京方面直接派遣策反人员，潜入武汉。
我负责在暗中提供每一位关键将领的详细情报，包括他们的性格弱点、家庭情况、财务状况，甚至个人私好。
南京派来的人，只需拿着我的“剧本”，按图索骥，对目标进行一对一的精准攻心。
「我在台后，你们在台前。」
郑介民最后总结道，「如此，则大事可成，而我身自安。」
这个“台前幕后”的阴谋，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第一次发现，这个看似憨厚的郑介民，其心计之深沉，手段之老辣，简直是天生的特务胚子。
蒋介石当即批准了郑介民的计划。
很快，一批又一批顶着商人、学者、记者等各种假身份的南京策反专员，像水银泻地般渗透进了武汉三镇。
而郑介民，则彻底变成了一个“影子导演”。他白天依旧在李宗仁面前扮演着那个忠厚老实、感恩戴德的落魄书生，见了李宗仁，永远是毕恭毕敬地喊一声「德公」。
他的演技是如此精湛，以至于李宗仁从未对他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怀疑，甚至还时常拍着他的肩膀，勉励他要好好为桂系“效力”。
可一到晚上，郑介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了方便与南京派来的策反人员秘密接头开会，他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联络点。
靠着李宗义“二总”老同学的金字招牌和出手阔绰的活动经费，他很快在汉口的社交圈里物色到了一个完美的“工具人”。
这个女人名叫何淑芬，是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交际花。她精明能干，八面玲珑，更重要的是，她贪财。
郑介民用金钱和承诺，迅速将她发展成了自己的情妇和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棋子。
何淑芬上了郑介民的贼船后，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
她不仅将自己名下一处僻静的宅邸，改造成了郑介民的秘密情报站，还以女主人的身份，为这些频繁的深夜密会打起了完美的掩护。
每当有策反人员前来，她便在家中大张旗鼓地摆开麻将局，用喧闹的牌声和脂粉气，掩盖里屋那一场场决定着无数人命运的阴谋会议。
郑介民后来干脆娶了何淑芬。
这对“特工夫妇”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个在台前扮演贪得无厌、泼辣凶悍的“河东狮”，一个在幕后扮演唯唯诺诺、惧内怕事的“好好先生”，一个负责贪，一个负责装，不知联手捞取了多少天文数字的财富。这都是后话了。
就在武汉这处秘密巢穴里，郑介民像一个操盘手，精准地分析着每一个策反目标。
「李明瑞，此人勇猛但有勇无谋，且贪财好色，可用重金和美女诱之。」
「杨腾辉，此人与胡宗铎有旧怨，只需派人点明利害，告诉他胡某一旦得势，必会对付他，他自然会动摇。」
「黄权，此人最为念旧，可派他的广西同乡，以乡情动之，诉说桂系正统被湖北人窃取之痛，必能说反。」
一份份带着毒药的“策反指南”，从郑介民的手中，传递到前台的策反专员手里。一张无形的大网，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张开。
06
此时的新桂系，正处在权势的巅峰。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目光，早已越过了武汉，望向了整个中国。
他们自认为根基稳固，兵强马壮，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扩张行动，试图将桂系的势力范围从两广、两湖，一直延伸到华北，连成一片。
白崇禧甚至在北平的记者会上，意气风发地公开宣称：
「纵观中国历史，凡统一天下者，皆是由北向南。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挥师南下，鼎定中原！」
这番话，无异于公开向蒋介石宣战。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通过郑介民的情报网，对桂系内部的分崩离析了如指掌。
他看着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些狂妄的举动，就像看着两个在悬崖边上跳舞的小丑，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冷笑。
棋盘，已经布好。
现在，他只需要等待李宗仁走出那枚错误的棋子。
李宗仁很快就送上了这份大礼。
为了将湖南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李宗仁根本不经南京中央政府的批准，就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擅自下令，免去了湖南省主席、蒋介石亲信鲁涤平的职务，准备换上倾向于桂系的湘军将领何健。
李宗仁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权力更迭，却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步棋，正好踏进了蒋介石和郑介民为他精心准备的陷阱里。
他不知道，他看中的那个何健，早已被郑介民的策反人员秘密拿下，暗中倒向了蒋介石！
李宗仁的这道命令，等于亲手把刀子递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见时机成熟，隐忍已久的屠刀终于出鞘。
他闪电般地采取了两步行动：
第一，以“开会”为名，将桂系元老、名义上的总参谋长李济深骗至南京，然后直接软禁在了汤山。
第二，以李宗仁“违抗中央命令，擅自罢免地方大员”为由，下令免去李宗仁本兼各职。
图穷匕见！
李宗仁、白崇禧勃然大怒，当即通电全国，声讨蒋介石。
持续数月的“蒋桂战争”，就此爆发。
07
战争的号角刚刚吹响，李宗仁和白崇禧调兵遣将，准备在湖北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一死战。
他们坚信，凭借自己麾下十多万如狼似虎的桂系精锐，足以抵挡蒋介石的进攻。
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们竖起反蒋大旗的那一刻，一把最阴、最狠的刀，已经从他们的背后，悄无声息地捅了过来。
捅出这致命一刀的，正是潜伏已久的郑介民。
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他通过策反渠道，向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一众手握重兵的桂籍核心将领，传达了一个来自南京的，让他们无法拒绝的“建议”。
这个建议，堪称魔鬼的交易。
郑介民告诉他们，南京方面不要求你们阵前倒戈，背上叛徒的骂名。
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当中央军开始进攻时，你们率领本部兵马，一枪不发，悄悄向后方撤退，撤到平汉铁路的花园一带即可。
只要你们完成了这次“战场机动”，南京方面将立刻奉上巨额的黄金和银元作为“犒劳”，并且保证你们未来的高官厚禄。
这一招，简直是攻心术的巅峰之作！
它精准地抓住了李明瑞等人的全部心理：
首先，不用直接反叛，面子上过得去。
对外可以宣称是“战术性撤退”，保全了军人的名誉。
其次，能拿到蒋介石的巨额好处，解决了“钱”的问题。
最重要，也是最解气的一点是，他们这么一撤，就把顶在最前线的、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湖北籍将领胡宗铎、陶钧等人，完全晾在了战场上，让他们去当炮灰！
这简直是一箭三雕的妙计！
既得了蒋介石的实惠，又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还不用背负骂名。
什么是政治头脑？
这就是！
果然，李明瑞、杨腾辉等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条件。
于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
当蒋介石的中央军刚刚摆开进攻架势时，作为桂军主力的李明瑞等部，突然集体“哑火”，然后井然有序地开始向后方撤退。
前线的胡宗铎、陶钧等人瞬间就傻眼了。他们发现，自己的两翼和后方，一夜之间变得空空如也。
自己的部队，成了突出于敌人阵地前的孤军，随时可能被合围全歼。
到了这个地步，还打什么？
为了不当冤大死的炮灰，胡宗铎和陶钧别无选择，只能惊慌失措地带着自己的部队，仓皇向沙市、宜昌方向溃退。
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张。
整个桂系在湖北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
十多万大军，在没有经过一场像样战斗的情况下，就作鸟兽散。
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桂系经营多年的老巢——武汉。
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为之震动。
据说，当时李宗仁正在上海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治疗眼疾。
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武汉失守的消息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那支身经百战的铁军，怎么会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他痛苦地抓着身边亲信的衣领，反复追问着同一个问题：
「是谁？到底是谁在背后打了我们的七寸？太可恶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知晓。
而那个捅刀的人，此刻正站在南京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接受着最高领袖的赞赏。
08
蒋桂战争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结束后，郑介民悄然返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在总司令办公室里，蒋介石一反平日的严肃，亲自起身，紧紧握住郑介民的手，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介民，你在武汉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面对这天大的功劳和领袖的褒奖，郑介民接下来的一个动作，才真正显现出他那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没有表功，没有邀赏，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一本银行存折，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报告总司令，」他用一种近乎羞愧的语气说，「这是您当初批给我的活动特别费，任务完成，还剩下一些，现悉数交还。」
蒋介石接过存折，看着上面那个不小的数字，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光。
他用人，一向毒辣。
他最看重的，除了能力，就是忠诚。
而在这个刚刚立下不世之功的年轻人身上，他同时看到了这两点。
郑介民这个举动，无异于在向他表明：我为您办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党国，为了您个人。
这一刻，郑介民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又重了几分。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
他深知“百炼成钢”的道理。郑介民虽然是块好料，但在他看来，还略显稚嫩，需要更多的打磨。
蒋桂战争后，那一批被郑介民策反的桂籍将领，虽然名义上投靠了中央，但蒋介石对他们始终不放心。
于是，他再次给郑介民布置了一个任务——前往广西，就任李明瑞的第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去当监军。
这一次，郑介民栽了个跟头。
或许是初战告捷让他有些飘飘然，到了广西后，他行事过于刚猛。
为了彻底扼住这些降将的咽喉，他联合当地海关，暗中控制了广西各部队的军费来源。
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激起了兵变。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忍无可忍，于1930年4月，联合张发奎，在广西再次竖起了反蒋的大旗。
郑介民成了众矢之的。
在叛军的追杀下，他狼狈不堪，靠着化妆和一个小商贩的掩护，才只身一人从柳州逃到了广州。
这次失败，让蒋介石认为郑介民还是太过自信，办事不够老道。
为了磨掉他的锐气，蒋介石刻意冷落了他一段时间，只给了他一个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的闲职，让他反思。
郑介民蛰伏了下来。
他知道，这是一种敲打，更是一种考验。
09
1932年，一个足以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秘密组织，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成立了。
这个组织的核心，由一群最受蒋介石信任的黄埔系军官组成，它的名字，叫“中华民族复兴社”。
一年后，复兴社内部，一个更加神秘、更加令人恐惧的核心机构诞生了，这便是“特务处”——军统的前身。
蒋介石亲自点将，任命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
从此，中国谍海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两个名字，“戴笠”与“郑介民”，被正式捆绑在了一起。
郑介民这个人，有个特点。一件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从不多说一个字。
可一旦做成了，他那份炫耀的欲望，是怎么也藏不住的。
据沈醉回忆，在特务处成立初期，有三件事，是郑介民后半生逢人必提的“得意之作”。
第一件，是兵不血刃瓦解十九路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战功赫赫的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对这支非嫡系部队始终心存芥蒂，命令特务处想办法渗透。
当时戴笠的方案是，派特务打入军中，充任中下级军官。
但郑介民认为，这种做法是“明线”，太容易被察觉。他提出了一个“明暗双线”的并行方案。
「雨农（戴笠的字），」他对戴笠说，「你的人走明线，大张旗鼓地去。
我走暗线，利用我的私人关系，悄悄派一些我的广东和海南同乡进去。
他们两拨人互不联系，就算一条线被挖了出来，另一条线还能继续潜伏。
这叫双重保险。」
事实证明，郑介民的老奸巨猾，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后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戴笠亲赴前线主持瓦解工作，结果发现自己派去的人大部分都被清洗或者策反了。
而最后起到关键作用，从内部提供核心情报、动摇军心的，几乎全部都是郑介民当初布下的那条“暗线”！
事成之后，戴笠回到南京，当着所有人的面，对郑介民竖起了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介民兄，真乃‘制敌机先’之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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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策反十九路军，展现的是郑介民的“谋”，那么第二件得意之作——刺杀张敬尧，则展现了他的“狠”。
1933年春，日军进逼长城，华北局势岌岌可危。何应钦感到独力难支，请求蒋介石加派得力干将，主持华北的情报和特务工作。
戴笠力排众议，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
于是，郑介民摇身一变，成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上校参谋，秘密兼任特务处华北区的区长。
他到任没多久，就接到了一个让他热血沸腾的情报：前湖南督军、臭名昭著的大军阀张敬尧，已经秘密潜入北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此人已沦为汉奸，正拿着日本人的经费，企图在北平策动一场旨在配合日军的武装暴动。
锄奸！
这一次，郑介民罕见地决定，亲自坐镇第一线。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刚刚从南洋回国探亲的富商，操着一口浓重的海南口音，也住进了六国饭店。
在饭店的餐厅、酒吧、走廊里，他像一个真正的游客一样，与人谈笑风生，暗地里却将张敬尧的活动规律、保镖配置、房间位置，摸得一清二楚。
侦查完毕，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向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下达了绝杀令。
一个深夜，白世维带着行动高手黄泗钦，如幽灵般潜入六国饭店。
在郑介民提供的精准情报指引下，他们绕开了所有岗哨，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张敬尧的房门。
睡梦中的张敬尧被惊醒，刚要呼救，就被一枪正中要害，当场毙命。
枪声一响，整个北平为之震动。
这次被称为“特务处第一成功行动”的暗杀，不仅沉重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也让郑介民的名字，第一次蒙上了一层血腥而神秘的色彩。
11
郑介民的第三件得意之作，则将他的政治瓦解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1936年，盘踞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再次联手，以“抗日”为名，行反蒋之实，史称“两广事变”。
戴笠再次想到了郑介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郑介民在两广地区，有着深不可测的地下人脉。
戴笠给了郑介民两个任务：一，想办法暗杀陈济棠；二，不惜一切代价，分化收买广东军队。
郑介民抵达香港，坐镇指挥。
当时的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正是当年帮助过郑介民的同乡。
此人在南洋闯荡多年，在华侨中声望极高。
郑介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
在几次狙杀陈济棠的行动失败后，他立刻改变策略，将突破口，对准了陈济棠最引以为傲的本钱——空军。
当时，广东空军的飞行员，有相当一部分是爱国华侨。
他们不远万里回国，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不是给军阀当内战的炮灰。
郑介民抓住了这个心理。
他让邢森洲出面，利用其在华侨中的声望，与这些飞行员搭上了线。
先是以12万港币的重金，成功收买了飞行员陈振兴等人。
接着，又通过陈振兴的牵线，直接用40万港币的天价，买通了广东空军的航空队长黄光锐。
骨牌一旦倒下，就再也停不下来。
策反了广东空军后，郑介民又趁热打铁，用同样的手法收买了广西空军。
同时，他还策动了陈济棠麾下的师长李汉魂等四十多名手握兵权的将校级军官，集体叛陈投蒋。
一切准备就绪。
1936年7月的一天，黄光锐等人率领广东空军的数十架飞机，连同全部地勤人员，突然集体从广州起飞，浩浩荡荡地飞向了南京。
同一天，广西空军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
陈济棠得知消息后，差点当场气死。
他最精锐的空中力量，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紧接着，陆军将领叛逃的消息又接踵而至。
“南天王”的羽翼，被郑介民一根一根，活生生地拔光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还没开始，就以一种极其狼狈的方式，宣告失败。
当时就有人评价说，郑介民搞政治瓦解，根本不是挖墙脚，他这是连地基带房梁，一起给你拆了！
12
“七七事变”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郑介民的兴趣，开始从特务工作，转向了军事战略。
1939年，陆军大学成立将官班，郑介民主动请求带职入学受训。
有人不解，问他已是高位，何必再去当学生。
他说：
「如今的部队，参谋长一级都要求是陆大毕业生。
我若不是，以后就没机会带兵，也不懂现代军事，如何驾驭那些骄兵悍将？」
然而，蒋介石似乎认定了他就是搞情报的料，始终没有给他独当一面、指挥千军万马的机会。
带兵无望，郑介民只好退而求其次，一头扎进了军事战略情报的研究中。
可谁也没想到，他这一搞，又搞出了两件让他名声大噪，甚至让英美盟军都对他刮目相看的大事。
1942年1月，日军席卷东南亚，兵锋直指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堡垒——新加坡。
盟军上下都认为，新加坡固若金汤，足以抵挡日军。
但在一次内部的战略研讨会上，郑介民却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他认为，新加坡孤悬海外，根本无法防守，与其坐困愁城，不如集中所有力量，坚守更为纵深的印度尼西亚，将其作为未来盟军反攻的基地。
蒋介石对郑介民的这一观点深以为然，并立刻将其转达给了驻华的西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
可惜，这位高傲的英国将军，对来自中国同行的建议，根本不屑一顾。
结果，战场给出了最残酷的证明。
2月初，日军对新加坡发动总攻。
这座英国耗费巨资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要塞”，连同六万多名守军，仅仅坚持了十几天，就宣告陷落。魏菲尔本人仓皇逃往爪哇，狼狈不堪。
消息传到重庆，不仅蒋介石等人认为郑介民“料事如神”，就连魏菲尔本人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流露出了悔不当初的意味。
另一次，则更“神”。
1944年夏天，盟军反攻在即，所有人都知道第二战场即将在欧洲开辟，但具体时间，众说纷纭。
在一次与魏德迈（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美军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大家都在预测登陆日期。
美国将军们有的说七月，有的说八月，只有郑介民，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只可能在六月初。」
当时，大家只当是随口一说，并未在意。
然而，到了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电讯传遍全球。
消息传到重庆，那些曾与郑介民一同讨论的美国军官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找到郑介民，纷纷称赞他简直是神机妙算。
有人好奇地问他，究竟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郑介民淡淡一笑，说出了他的“钻研”心得：
「从战局看，登陆不能再拖，必然在今年。至于日期，我查阅了英吉利海峡多年的水文资料，每年只有六月初的几天，凌晨时分的潮水涨得最高，最适合大规模登陆部队抢滩。
军事，离不开科学。」
靠着这种近乎偏执的“钻研”，郑介民在国民党的情报和军事系统中，地位日益巩固。
即便他纵容老婆何淑芬贪污敛财，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也只是不痛不痒地训斥几句，从未真正动过弃用他的念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算无遗策的人，在国民党败亡之际，也露出了他最虚伪、最不堪的一面。
当他安排家眷先行逃往台湾时，还当着送行的下属的面，故作镇定地对老婆说：「你们先去台湾过个冬，放心，等明年开春，院子里的花一开，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话说得大义凛然，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可这番谎言说完没几天，他本人就抛下了一切，狼狈地登上了逃往台湾的飞机。
郑介民到台湾后，依旧身居高位。
但或许是前半生作恶太多，阴谋算尽，耗尽了阳寿。
1959年，他突发急病，不治身亡，终年62岁。
纵观军统几大特务头子，似乎都难得善终长寿。
这或许，就是一种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