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浪潮中，北大的近600名学生被定性为右派。昔日风华正茂的他们，转瞬间沦为社会中的异类。许多人被无情地卷入苦难的漩涡，难以想象自己会在人生低谷中挣扎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们的家庭和子女亦无法幸免，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刘显声父子
刘显声，1929年12月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市。1947年，他成功考入辽海商船专科学校（即今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的先修班。次年，他又顺利进入该校的航海系深造。然而，1949年，由于学校解散，他的学业被迫中断，他随后返回家乡。不久，他便投身于工作，加入了铁道部第四工程局。
“调干生中有一部分是保送的，然而我并非其中一员，我是通过统一高考被录取的。”
于人才荟萃的北大物理系，刘显声并非那种锋芒毕露之人。他对学生生活颇感满意，生活得充实而满足。
1957年，刘显声的命运遭遇了重大的转折。那年的五月，北京大学爆发了“5.19”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民主浪潮如同暴风骤雨般横扫整个校园，无数人，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卷入，都纷纷投身其中，参与了这场运动。
刘显声并非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未曾撰写过大字报，公开发言亦颇为罕见。
于5月25日，西语系精心策划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办公楼控诉大会。会上，西语系学子顾文选与周铎，凭借个人惨痛经历，对肃反等政治运动中盛行的暴力逼供、非法拘禁及殴打等行径进行了痛斥，激起了与会上千名听众的强烈共鸣。此次控诉大会亦引起了校方的高度关注与不满。当晚，江隆基副校长于东操场电影放映之际，手持麦克风向学生们发表演说，他郑重提醒同学们，此次控诉会已超出了整风运动的范畴，并警告大家切勿过度行事。
江校长的发言，在众多学生心中激起的，仿佛是一盆冷水浇熄了即将沸腾的热情，由此引发了一部分学生的强烈反响。翌日，校园内便出现了几份大字报，对江校长压制学生之举提出了质疑。
刘显声便是秉持此类观点的学生之一。在生物系学生近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他针对江校长的发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学校对待学生，理应如同父母关爱子女，绝不应采取压抑的举措。”
刘显声称，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
一、刘显声的右派言行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 他支持反动刊物《广场》，并在班会上公开宣称《广场》的观点正确，认为党委禁止其出版是一种压制行为。
2. 他对极右分子林希翎的反动言论大加赞扬，并诽谤党员为“卫道者”。
3. 在辩论会上，他为反动刊物《春雷》的副主编、极右分子蒋兴仁进行辩护。
二、刘显声在斗争后的态度依然强硬。在批判他的会议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五·一九”是“民主运动”，并且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拒不低头认罪。
当年的右派材料充斥着断章取义、曲解附会，甚至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诬陷，因而很难判定其中哪些内容是真实的。然而，若刘显声仅是对江校长的讲话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却遭到了后来被保留学籍及劳动考察的严厉处分，这显然过于严苛。考虑到反右运动期间普遍存在的出身株连和强制转变态度的风潮，刘显声至少存在态度不佳、拒不认罪的问题。加之其出身背景不佳，受到较为严重的处理便在情理之中了。
1958年3月8日，刘显声及北大物理系、生物系的部分右派师生，乘坐一辆大型卡车抵达了北京制药总厂。同一天，北京其他几所院校的右派学生也纷纷抵达。据当时被分配至北京制药总厂的生物系右派学生张强华回忆，他们刚下车，便看到药厂门口醒目地挂着一幅巨型横幅：“右派先生，欢迎光临！请务必行为端正，切勿胡言乱动。”这种接待方式，无疑给学生们的到来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刘显声与物理系的右派学生章豫梅、徐祖年、沈志庸，以及生物系的右派学生张元，还有教务员万耀球等一同被分配至农药车间工作。他每月所领取的右派学生生活费为15元，较之他在校时作为调干生所获得的助学金少了10元。然而，他的生活勉强能够维持，农药车间的膳食条件也尚可。
右派学生最盼望的是早日摘帽，回校复读继续学业。然而，这个愿望却始终难以实现。1960年，张元被抽调到密云铁矿劳动，两年后，1962年短暂的宽松时期，在密云铁矿劳动的右派一风吹摘了帽，张元回到北大复读。这个消息让在农药厂劳动的刘显声等人颇为兴奋，他们也期盼着摘帽回校，但这幸运却再也没有到来。后来他们知道，刚刚准备启动的右派甄别被毛泽东叫停。
失望之余，几位右派人士只得在工厂中继续接受改造。至1964年，刘显声与一位厂内女工喜结连理，次年，他们迎来了儿子刘文清的诞生。
往昔的骄阳之子，面对此般境遇，难以泰然处之。与刘显声同至制药总厂，袁植芬父——那位曾是香港壳牌公司掌门人——因申请归港未果，企图逃亡而被捕，最终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其案牵连了制药总厂的北大学子，右派张强华、王又芈亦被拘捕入狱。刘显声的北大同窗沈迪克，在京城无线电仪器厂接受劳动考察，与妻子梁成金通过走私港货赚得些许积蓄，并成功买通蛇头，偷渡香港。这些传闻在北大右派学子中迅速传开，激起了他们身处绝境中试图冒险的念头。
促使刘显声敢于冒险一搏的，正是文革期间那场血雨腥风的残酷现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刘显声及其同属右派行列的伙伴们，迅速沦为专政的靶子，遭受红卫兵的批斗与虐待。目睹刘少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瞬间沦为人民的公敌，刘显声内心充满了绝望。
厂内曾有一位朝鲜族的右派分子，姓金，个性内敛，寡言少语。在批判右派的会议中，他始终保持沉默，因而时常受到指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竟神秘失踪。刘显声听闻此事后，得知他已逃至东北，进而逃亡至朝鲜，最终定居于南韩。此消息成为刘显声心中的一桩秘密。
1966年8月，刘显声、万耀球、章豫梅等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以及工厂内数十名右派分子，均被红卫兵强行遣送回各自的故乡。刘显声怀抱妻子，携子同行，重返了位于辽宁海城的家乡。
重返故里，村中的治安主任递给他一块木制的小牌子，上面赫然刻着“右派分子”四个字，并下令他无论走到何处，都必须将其佩戴在身。
1967年，刘显声重返农村，不久后，他的小儿子刘文利降临人世，使得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变得尤为艰难。
刘显声感叹道：“我在农村的日子，简直如同人间炼狱，无论何种苦役重活，我都得亲力亲为。村里一旦发生任何事故，我总是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我深感这样的生活无异于慢性自杀。”
他回想起那位姓金的朝鲜族右派人士逃往朝鲜的经历，于是萌生了效仿其行，追随难友脚步，逃往朝鲜，进而寻求前往南朝鲜的念头。
1968年1月3日，刘显声踏上旅程，依循既定路线，乘坐火车从海城抵达吉林。在出发前，他已仔细研读了地图，锁定了两个目的地：吉安与临江。这两地均毗邻鸭绿江，冰面较为狭窄，便于快速穿越。他首先抵达吉安，抵达江畔时，发现水电站附近河水未结冰。于是，他转向临江。此时，已是1月7日。抵达江边时，四周寂静无人，刘显声遂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冰面，抵达了朝鲜。
刘显声踏入朝鲜边境的一处小村落，虽言语不通，幸而当地村民多多少少能理解一些汉语。当他们好奇地询问他的来由时，他简要地描述了自己的身份。紧接着，一位看似官员的人物出面接见了刘显声，并聆听了他详细的情况介绍。
随后，他遭到了边防检查站的拘押，停留了数日。直至1月14日，刘显声与五六个同行的偷渡者一同被驱逐出境，并交由我国边防部门接管。
刘显声被引渡至辽宁海城，入狱后仅经历了一次审问，对方仅提问：“你毕业于北大？”他简洁回应：“是的。”随后审问便告一段落。
不日，刘显声领到了判决书，因涉嫌“思想倾向反动、对现实持有不满情绪，以及越境叛逃”的罪名，他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刘显声感慨道：“回想起那件事，他总认为那位审判官救了他一命。在那个年代，‘叛国罪’的罪名足以让人面临死刑的审判。”
五年劳改期满后，于1973年，刘显声的妻子提出了离婚，这一决定他在心中已有预感。离婚后，她携带着两个儿子，转而嫁给了一位农民。
1978年，刘显声完成了服刑，彼时他无依无靠，于是选择在劳改农场继续工作。
那年的夏日，刘显声的归属已从制药总厂的农药车间变动至北京农药厂。厂方派遣专人前来为他昭雪，落实相关政策，使得他得以重返农药厂。同年，他的右派身份亦得以恢复公正。
刘显声重返故里，将两个儿子接回身边。长子刘文清已迈入15岁的青春年华，次子刘文利也步入了12岁的成长阶段。
返京之后，刘显声察觉到大儿子的行为有所异常，他几乎沉默寡言，偶尔会低声自语，说出些无人能解其意的言语。于是，刘显声带他前往医院进行了脑部检查，然而检查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然而，那个不言语、不交流的刘文清却无法继续学业，刘显声对此感到困惑，因为那些年儿子所经历的种种，他一无所知。
刘显声在农药厂勤勤恳恳地工作直至退休，他的卓越贡献赢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荣誉。他的大儿子始终陪伴在他身边，而小儿子刘文利则成家立业，喜得千金。
2014年7月，记者杨敏受《中国新闻周刊》之邀，对刘显声进行了专访，并以此为契机，撰写了一篇深度报道——《偷渡者刘显声》，该文于2014年第27期杂志中与读者见面。这堪称主流媒体中少有的，对北大右派学生群体遭遇的细致呈现。
六年后，即2020年11月22日，在刘显声的挚友、生物系54级曾经的右派学生程光胜的引荐下，我得以踏入丰台区的丰泽嘉园，拜访了刘显声学长，对他进行了专访。
相较六年前《中国新闻周刊》刊登的影像，刘显声显得更为苍老。如今，他已迈入九旬高龄，身姿佝偻，即便是在室内，亦需依靠拐杖方能行走。
刘显声将一份《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复印件递至我手，并提及他的经历已在文中详述，故无需在此赘述。
刘显声与我畅谈了许久。相较于我采访过的其他学长，他在表达上并非游刃有余，加之年岁已高且体态较弱，导致他的言辞略显含糊不清，倾听起来颇为吃力，我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将他偏离话题的言辞引回正轨。
他的病弱儿子刘文清始终静坐在床边，面无表情，不时地对着地面吐痰。尽管他能理解父亲的呼唤，当刘显声吩咐他去阳台收衣物时，他便会立刻遵从。
刘显声感慨道：“我的儿子能从事常规的体力劳动。曾托人介绍，他在一家企业里找到了一份体力活儿，辛勤工作了数年。然而，企业不幸倒闭，此后他便一直失业。无奈之下，只得为他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
刘显声向我透露，他所居之宅并非昔日单位所赐的福利住房。此居所乃是小弟出于对哥哥的关爱，协助申请的残疾人保障房。尽管他心中更偏爱自己的福利房，然而面对身患疾病的儿子，他也无法忽视这一现实。
谈及“反右”那段历史，刘显声感慨道：“在反右运动中，北大被划为右派的人数最多，而物理系则位居其中之最。我所在的物理系54级二班，全班共有两位同学被划为右派，这在我们班中算是较少的。他深知，这样的命运似乎是他无法逃脱的宿命。”
“听闻万耀球仙逝，我曾致电其家，但得到的回应却十分冷淡。我告诉他，老万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万耀球的妻子闻言，默默无言。
刘显声还提及了同窗的难友王克岩。王克岩，一位地道的上海人，其父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与杜聿明、郑洞国等人物有所交往。王克岩的舅舅亦曾参与缅甸远征。1949年，他们家已获得前往台湾的船票，却不知何故并未成行。此后，王克岩的父亲入狱，他和在南开大学就读的弟弟王克湘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不幸的是，弟弟选择了自杀。王克岩在针织厂进行监督劳动时，无法忍受歧视，遂返回上海，与一些社会青年讨论着想去香港的念头。然而，他不幸落入公安的“钓鱼”陷阱，被捕入狱，被判刑二十年，整个服刑生涯都在青海度过。
刘显声深觉王克岩的境遇更为凄凉。王克岩于1980年得以提前出狱，却仍背负着阴影，在上海零陵中学任职，却不得授课。他终身未婚，无家可归，孑然一身。
刘显声提及此事，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精心塑封的小照片递给我。照片中，他的孙女笑得天真无邪。他轻声细语，眼神中流露出几分依恋：“我这辈子，就只有这么一个孙子辈。”回想起往昔，每当身体尚可，他便带着孙女外出游玩，足迹曾至上海，他们更是暂居在王克岩的家中。他向我讲述，有一回孙女在王克岩家中不慎尿湿了床，而王克岩却并未责怪，当他发现后，连忙道歉。王克岩却豁达地回应道：“这么小的孩子，这种事不是很正常吗？”
年事已高，体魄渐弱，刘显声的生活中充满了挑战。然而，他是一位擅长寻求帮助的人。他随手拿起桌上的通讯录，向我展示，上面记录着众多校友的联系方式。他笑着说道，一旦遇到困难，他会毫不犹豫地拨通校友的电话寻求援助，而校友们也总是竭尽全力为他提供帮助。
晚年的刘显声，实则始终沉浸在北大校友的圈子之中。他积极参与各类校友聚会，尤其是与昔日同难的友人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生物系的右派程光胜便是通过右派学生的聚会与刘显声相识，两位因同病相怜而结下深厚友谊。我曾从程学长手中获赠一些照片，从中窥见刘显声与众多右派难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程光胜曾言，刘显声常为北大校友会贡献良策，更不吝为身边遭遇的不公撰写申诉之文。
尽管刘显声自己的生活境遇不佳，他却始终关心着难友们的近况。2018年，与他同级的难友龙伟丽不幸离世，尽管刘显声已届89岁高龄，他仍与昔日同学一同前往龙伟丽家中，给予其家人慰藉与关怀。
访谈刘显声先生之后，我随即投入到对其他校友的采访与调研工作中，遂无暇再探访刘显声。直至2023年夏日，程光胜学长告知我，他尝试联系刘显声却始终未能接通电话，心中不禁忧虑，不知刘显声是否遭遇了何种变故。
我再次踏入了刘家的门扉。然而，这次迎接我的却是紧闭的门窗和空荡的院落。我向社区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刘显声身患重病，生活难以自理，他的家人已将他送至养老院安置，但具体是哪家养老院，社区并未掌握详细信息。
社区提供了一串据称是家人的电话号码，我随即告知了程光胜学长。程学长郑重其事地拨通了电话，却不料号码有误。彼时正值三年疫情解封之际，我因忙于奔赴各地进行采访，无暇再次询问刘显声的最新消息。询问其他认识刘显声的学长，他们也都表示不知其近况。
2024年夏日，程光胜学长再度向我提及对刘显声的深切挂念，这份长久的同窗情谊令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再次踏足刘家社区。此次，社区工作人员协助我联系到了刘显声的小儿媳张春华。张春华告知，刘显声因多种老年疾病发作，终不幸于2024年4月30日离世。张春华说道：
“哥哥刘文清已被妥善安置，他们已在附近租房居住，并会定期探望和照顾。请各位关心他的人放心。”
程光胜闻讯，悲痛之情难以掩饰。他耗时数日，撰写了悼念文章《暗路行者刘显声》，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实感，令人动容。“五七”学派的倡导者钱理群老师阅读后感慨道：“这样的长者，我们应当铭记在心。”
林树国的梦想
林树国，出生于福建福州，是林则徐的第六代孙。他的父亲，林振镛，曾远赴美国深造，于纽约大学法律系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林振镛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并在教学之余，担任了多家刊物的主编。他与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陈梦家之间亦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陈梦家在1927年考入中央大学法律系，成为林振镛的学生。林树国是林振镛唯一的子嗣。
1953年，林树国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期间，他曾因健康原因休学一年，随后便留级至数学力学系的五四级。
1957年五月，随着“大鸣大放”运动的启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名为5.19的运动。林树国回忆道，那时，号召大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怀揣着满腔的热忱，在俄文楼的大教室中，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坚决反对“一边倒”的政策，积极倡导国家的独立自主。
陈奉孝学长，在5.19运动期间创立了同人社团“百花学社”，他回忆道，林树国学长亦积极参与了社团的各项活动。林学长不仅投身于同人刊物《广场》的稿件征集工作，更是亲手抄录了众多重磅大字报，为主编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此外，他还亲自参与了《广场》杂志的油印制作过程。
据林树国被捕后所提交的起诉书透露，林树国在反右运动结束后，曾参与“百花学社”骨干成员转入地下活动的数起秘密集会。陈奉孝、刘奇弟、谭天荣等骨干的私信、日记等文件均被林树国所藏，这使得他成为了“陈奉孝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尽管起诉书中所列举的罪状或许并非全然属实，其中不乏对事实的扭曲、捏造乃至诬陷之词，但林树国确实参与了“百花学社”的活动及其后续的地下斗争，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林树国因前述言论与行为被捕，并于1958年5月17日被正式以反革命罪名提起公诉。不久后，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其四年有期徒刑，随即被送往团河劳改农场服刑。
1961年，林树国完成刑期，却因无家可归而在劳改农场找到了一份工作。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被划为“黑五类”，他与众多劳改就业人员一同被流放到新疆，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在林树国的服刑岁月里，他与北大的右派同志鲜有往来。与之关系紧密，结伴在劳改场中的，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右派彭明勋——后更名为彭湖。彭明勋与林树国成为了生死之交，彼此间的友谊绵延一生。
1979年，右派群体迎来了改过自新的契机。林树国曾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上访，与陈奉孝等一同为落实政策发声。当年岁末，林树国终于获得了平反与改正的机会。借助亲戚的引荐，他得以在福建三明大学担任了一名数学教师。
在北大上访期间，林树国结识了一位北京女性，两人年龄相差十六载。然而，女方对林树国的才华心生崇拜，两人相恋并最终喜结连理。到了1984年，他们的女儿林记便降临人世。
鉴于年龄之差、背景之异，加之分隔两地的境遇，林树国夫妇的情感逐渐出现裂痕，最终走向了分离。这无疑是林树国人生旅途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林记自幼便随父亲在福建安家，她的名字由父亲所赐，寓意着铭记林则徐家族世代相传的家风美德。
林记旧事：父亲在北大授课，教授的内容主要是高等数学与理论力学。他的日常几乎围绕教书、下课和批改试卷展开。在我脑海中，夜晚他总是伏案工作，试卷如山一般堆积在书桌两侧，几乎要将他淹没。他快速地勾画着，有时我经过客厅，瞧见他边批改边摇头，面露忧愁。我曾好奇地问他：“爸爸，你为什么叹气？”他苦涩地摇头，未作回应。如今回想，他宛如玻璃窗前的雄鹰，尽管视野开阔，却似乎无计可施，束手无策。
林记感慨道：“我的父亲，堪称简朴的典范，实在难以想象，他竟未曾为自己购置过一件衣物。夏日里，他总是身着一件朴素的白衬衫，这样的习惯一以贯之，十几年间，每一届学生的毕业照上，除了他逐渐丰满的身躯与日益深刻的皱纹，他的形象仿佛是无数次复制粘贴的结果。他对物质世界似乎毫无所求，唯一热衷的便是大量购置书籍与磁带。”
在林记的记忆里，父亲闲暇时光的唯一寄托便是京剧。他堪称一位地道的票友。家中那个装满京剧磁带的柜子，里面收录了《乌盆记》、《望江亭》和《穆桂英挂帅》等经典曲目，都是他心中的挚爱。日暮时分，他总会高声唱上半个时辰，自诩为“练嗓”。
林树国素来未曾向女儿透露过自己的过往，即便是林记偶尔提起，他也是轻描淡写地一笑，随即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林记回忆起父亲对她言传身教，最常提起的一句话便是：“你要成为一个怀抱梦想、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然而，林记心中始终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的梦想究竟是什么。
在女儿的心目中，父亲作息有序，热衷于锻炼，成为了她精神上的支柱。她从未想过，如此健康的父亲，身体会遭遇任何问题。她坚信，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她有所需求，父亲都会如影随形，长久地陪伴在她的身旁。
“直至那天清晨，我目睹他躺在床上，毫无动静，直至他未如约准备那日早晨我期待的早餐，直至我紧贴他的胸膛，却无法捕捉到他心跳的律动，直至医护人员告知我，他已于前一晚离我而去。自那以后，我对他再也无法信任。”
2000年12月3日。
林记追忆：那日父亲离世，天寒地冻。我随大学安排的车辆抵达殡仪馆，进行最后的告别仪式。我凝视着他安卧于透明的玻璃棺中，心中明白这将是永别。在父亲被送入焚化炉之际，工作人员提醒我，待他入炉前，务必大声呼喊“爸爸快走啊”，如此父亲方能听到，得以免受焚化之痛。然而，我终究未能出声，内心默默祈求：“爸，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尚有许多话未及告诉他，诸如早餐尚未享用，阳台上的衣物待收，还有诸多数学难题等待解答。他曾承诺周末将陪我大快朵颐，亦答应过要带我去国外旅行。
自父亲离世之后，林记陷入了持续的抑郁之中，沉默寡言，浑身无力，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体重急剧下降，学业成绩也一落千丈。
数月之后，林记在整理父亲遗留的手稿时，忽见一张纸上工整地书写着几行字迹：“人生多舛，最幸者，便是有此一女。……但愿她身心健康，为人正直，待人宽容，处事认真，如此便足矣……”
阅读这段文字，林记泪水如泉涌，她心中不禁涌起一个念头：“这或许就是父亲在离世前最后一个未了的梦想。”
2020年12月，我于网络上邂逅了林记追忆先父的文字。那时，我方始涉足于北大右派群体的研究工作。在岑超南校友，北大物理系的前主编所著的《北大精神 五七绽放》一书中，我得以目睹那份收录了逾五百位右派名单的珍贵记录。同时，通过陈奉孝学长所撰的回忆录，我得知林树国乃与他一同因案被判刑的北大右派学生之一。鉴于林记的文中提及了其父的名字，我在进行姓名检索时无意中发现了这篇文章，读罢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为这位命运多舛的学长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亦对那位在豆蔻年华便失去父亲的少女心生同情。
因为林树国和家人一直对林记避谈这段历史，林记在自己的认知范围里，对政治运动的了解也仅限于文革，因此林记的文章中写到父亲，只提到父亲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被遣送新疆劳改。我觉得，应该把父亲受难的真相告诉这个年轻人，她父亲在文革前近十年的1957年，就已经成为阶下囚。
我迫切地想要搜寻林记的下落，幸运的是，网络上的信息揭示了她已经成为一位知名的漫画家。身为一名出版人，我迅速地通过她出版作品的出版社成功与她取得了联系。
2020年12月14日，我有幸遇见了林记。她是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双眸明亮，齿若编贝，气质灵动，宛如邻家小妹般可爱。她那甜美的娃娃脸，让人几乎无法将任何不幸的念头与她相联系。
林记聚精会神地聆听我讲述她父亲的坎坷经历。我着重提及了她父亲苦难生活的起点，即在1957年。随后，我将陈奉孝学长回忆录中收录的，涉及林树国等人的反革命小集团起诉书展示给她。林记边阅边泪如泉涌，她哀戚地说道：“看样子，我父亲这一生从未真正享受过安宁的日子。”
林记提起，我父亲宛若一位虔诚的圣人，他的品行令人敬佩。在农贸市场选购蔬菜时，他总是选择那些枯萎泛黄的，理由是若不购买，那些菜便无人问津，那卖菜者将如何维生呢？他生活简朴，不追求物质享受，总是穿着旧衣，脚踩黄胶鞋。多年来，他本分教书育人，从未申请过职称，直至离世，才由学校追赠他副教授的头衔。如此仁慈、恬淡的人，却遭受了长达二十年的苦难，难道是天意不公，正义未彰？
似乎命运有意弥补林树国坎坷的人生，林记的发展历程竟格外顺畅。
林记的父亲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但在数学方面，她并未继承父亲的基因。自幼迷恋漫画，她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尽人意。每当父亲辅导她数学时，她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心中充满了羞愧和失落，不禁向父亲询问：“爸爸，我是不是很笨？”父亲轻轻推了推眼镜，指向数学课本角落里她随意画的小人，鼓励道：“你画得挺不错的！这个数学，我可是比不上你呢。”
“我让‘郭斯特’回到了我的童年，陪伴我成长，与我一同经历生命的喜悦与坎坷。”
她荣膺亚洲动漫榜“最具影响力女漫画家”、中国国际漫画节“新中国70年70人”称号；她曾受邀担任国家十大IP动漫领域、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动画组、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等多项赛事的评委；她的作品更是多次入围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日本亚洲短片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英国曼彻斯特电影节等多个国内外知名电影节。2022年，她荣登第二届中国青年动漫家成长计划榜单。
“父亲若能看见这些多好。”林记叹道。
自父亲离世之后，林记逐渐开始揭开父亲往昔的神秘面纱。她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的恩师乃丁石孙先生，于是她便在网络上搜寻丁石孙先生的生平事迹。
她留意到丁石孙先生的一段言论：年轻人常怀狂傲之心，我当年亦是如此，总怀揣着要成就一番伟业的梦想。然而，狂傲与单纯并非全然是恶。正因这份激情，人才得以奋发向前。人固然应有远大理想，但在追求的道路上定会充满挑战，需在现实之中不断调整，方能于生活中、工作中不断成长。然而，在成长的道路上，切莫沦为漫无目的的旅人。
“我想父亲亦持有此观点。然而，在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已失去了个人梦想，或曰，梦想的权利被无情剥夺。”林记如此言。
2025年12月1日，我再次与林记相逢。她的美貌依旧，却似乎比往昔多了一丝沉稳。她向我透露，近年来她涉猎了诸多书籍，对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开始领悟父亲那一代人的梦想与追求。她不禁感叹，父辈为了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她对于当下许多年轻人中涌现出的“战狼”现象感到忧虑，担忧历史是否会重蹈覆辙。她对历史的见解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思考，让我感到由衷的惊喜。若英年早逝的林学长得知女儿如此杰出，想必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刘显声与林树国，在北大的青涩时光里，均怀揣着梦想。然而，在追寻梦想的征途中，他们不幸遭遇了时代的重创，如同被巨浪吞噬，跌入深不见底的谷底，九死一生，尝遍了世间的苦难。刘显声之子刘文清与父辈一同渡过了这场劫难，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他的心灵已被那个时代所笼罩，难以挣脱。相较之下，林记有幸成长于一个不同的时代，她得以追逐梦想，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努力，绘就出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她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迁。
参考文献
杨敏所著《偷渡者刘显声》一文，收录于《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27期，页码为84至86。在此，我们对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