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陕北红军正式完成了改编，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八路军之成立，标志着其下辖的三个主力师正式获得“编制”，从而得以领取国民政府的军饷。然而，鉴于仅有三个师的规模，诸多将领不得不接受降职的安排。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便被委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重任。
罗炳辉，从军团长至副参谋长的职位，他被迫接受降级，却毫无怨言。然而，当毛主席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愤慨地斥责道：“这是在欺凌老实人！”
罗炳辉与毛泽东主席有何渊源？毛泽东对他担任的职位有哪些变动？
1930年，罗炳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发动了起义，随后该部队被改编为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罗炳辉担任了团长的职务。
不久前部队完成改编后，毛主席和朱老总便莅临营地慰问全体官兵。朱老总热情地紧握着罗炳辉的手，笑着说道：“这应该是我们俩的第三次相逢了吧？你与毛委员的首次会面是在今天。”
罗炳辉面露笑容，向毛主席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语气诚挚地说：“毛委员，您的威名，我在旧日的军队中早已耳闻。”
在交谈过程中，毛主席对罗炳辉的射击技艺表现出浓厚兴趣，不禁好奇地问道：“听闻你的射击技艺高超，能击落空中的飞鸟吗？”罗炳辉闻言，立刻展现身手，无需多言便从腰间抽出手枪，一枪命中空中翱翔的飞鸟。毛主席见状，不禁赞叹：“技艺精湛！”
罗炳辉，一位由旧军队孕育而出的将领。1915年，彼时年仅十八岁的他，毅然从故里云南昭通启程，前往昆明投奔滇军。在离别之际，当地保安团的负责人戏谑地调侃他：“若你在外有所成就，我定会用车轿把你迎回！”
罗炳辉愤然回应，尖锐地反讽道：“既然要当官，就当个为民请命的官员，专门整治你们这些贪官污吏！”
“你们的军饷，唯有父母、妻子与孩子方可享用。毕竟，当兵之人，历经生死，血与火中铸就。若军饷被军官挥霍，所购之屋被焚，所耕之田被毁，岂不令人痛心疾首！”
然而，旧军队中的土匪作风根本无法容忍罗炳辉这样的正直之辈。他被迫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转而担任了吉安靖卫大队的队长。一心寻求反抗不公、与黑暗势力抗争的罗炳辉，投身红军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罗炳辉在红军中进步神速，至1934年红军长征之际，他已荣升为红九军团的军团长。彼时，中央红军下辖五大军团，罗炳辉作为五位军团长之一，其前程无可限量，开国大将名录中自当有他的一席之地。
罗炳辉之所以能担任军团长，其缘由不外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擅长在逆境中赢得胜利。在长征途中，红9军团曾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作战，但罗炳辉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成功地将这支部队带出了困境。
在长征的征程中，红9军团肩负着执行侧翼掩护的重任，被誉为“战略骑兵”，其主要职能在于牵制敌方力量，确保主力部队的安全行进。这项任务异常艰巨，红9军团在启程之初便被普遍视为随时可能献出生命的英勇战士。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红军主力勇闯乌江，迈向云南的征程。彼时，我军被敌军重重包围，迫切需要一支队伍伪装成主力，营造出北渡金沙江的假象，以此吸引紧随其后的敌人。这项艰巨的使命，最终落在了罗炳辉将军率领的红9军团身上。这也预示着，红9军团将不得不与大部队暂时分离，独立寻找生存之道。
罗炳辉严格执行战略部署，灵活机敏地摆脱了追兵的围堵，抵达了乌江之畔。遗憾的是，他比预定时间晚到了六个小时，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久等红9军团不至，不得已下令炸毁了渡桥。红9军团因此无法成功渡河，沦为了一支孤军奋战。
一时之间，军团内弥漫着绝望与埋怨的情绪。面对危机，罗炳辉镇定自若，一方面指派政委何长工安抚士兵，另一方面迅速进行紧急部署。他并未轻率地执行泅渡计划，而是率领部队向西北方向挺进，巧妙地发动了一场伏击战，成功击溃黔军7个团，俘虏敌军1800余人。
战事落幕之际，罗炳辉通过无线电波与中央领导取得联系。朱老总随即回电指示，命红9军团向毕节一带挺进，以迷惑敌方。红9军团仍旧保持孤军奋战的状态，独立行动，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行程，成功摆脱了追兵的纠缠，最终在礼州与主力部队汇合。罗炳辉所率红9军团行动迅捷，孤军千里挺进，因而被誉为“神行太保”。
1935年6月初，红9军团成功跨越了大渡河，抵达泸定城。尽管如此，危机并未就此消散。天全河上的铁索桥遭到敌军破坏，红军北上之路由此被阻断，敌军亦紧随其后。唯有攻克天全，红军方能穿越夹金山，而这项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了罗炳辉率领的红9军团肩上。
罗炳辉当时不幸染上风寒，高烧不退。然而，他强忍病痛，毅然站在全军面前，进行了一场激昂的战前动员：“革命战士，定能经得起考验，我们必将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只要红军主力尚存，中国革命的胜利希望便不会熄灭，即使牺牲，我们的精神亦将永存！”
红9军团英勇奋战，终克天险。罗炳辉指挥若定，直至筋疲力尽，于树下昏厥。经抢救三小时，方才苏醒。
在这场激战中，红9军团建树奇功，其功绩丝毫不逊色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只因缺乏广泛传播，故而鲜有人知。
1937年，八路军正式成立，罗炳辉同志被任命为该军的副参谋长。
从红军军团长到八路军副参谋长，罗炳辉显然遭受了降职的安排。不仅如此，他这位副参谋长之职，还令其被派遣至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统战事务。在此期间，他不仅未能独立领兵作战，甚至错失了参与战场的机会。
罗炳辉的职务下调，与他在长征后期所经历的困境密切相关。在懋功会师之后，红军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大军进行转移，其中红9军团被改编为红32军，随同左路军一同前行。
8月15日，左路军挺进川北阿坝地区，32军肩负起殿后的重任。然而，仅两天后，张国焘便下令部队转向南方，与党中央决裂。红32军的战士们对此深感不满，却不幸遭受了张国焘的报复，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一众领导被调离岗位。为了捍卫红32军的利益，罗炳辉不得不忍受屈辱，随左路军一同南行。
在前往南下的征途中，罗炳辉接连犯下数桩过失。他于卓木雕会议期间站在张国焘一边，并且擅自将开国上将彭绍辉致朱老总的亲笔信转交给了张国焘。此举令彭绍辉顿时陷入绝境，幸得朱老总亲自挺身而出，竭力担保，才使彭绍辉免于一死。
罗炳辉，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犯下如此严重的过失，实难得到宽恕。红军抵达陕北之后，他遭到了批评，随之而来的是职务的降级。
此外，编制上的调整亦是一大因素。八路军组建之际，红32军被纳入120师359旅718团，其地位由原先的军团降至八路军的主力团之列。鉴于罗炳辉担任团长的职务显然不甚适宜，故而他被安排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职务，专事统战工作。
“这分明是欺负老实人！”
毛主席屡次强调，对待四方面军的战友应持一视同仁的态度，罗炳辉同志更是出身于一方面军，战功赫赫。在毛主席的关注与安排下，1938年，罗炳辉同志被调至新四军，担任第一支队的副司令员一职。
自此，罗炳辉在新四军中根基稳固，先后担任第五支队及第二师的师长。虽然第二师的战斗力略逊于一师和三师，然而，它同样经受了战场的长期考验。
在“大桥战役”中，罗炳辉挥师一旅，对固守桂系阵地、兵力达800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发起了猛攻。经过不到20小时的激战，成功攻克阵地，宣告了战斗的胜利结束。
二师的雄厚战斗力，源自罗炳辉将军治军之严。他明文规定：士兵在炎炎烈日之下不得佩戴草帽，军官亦然；而在寒冬时节，士兵若未着棉衣，军官亦不得僭越。
罗炳辉，出身于奴隶之家，始终将民众的困苦牢记于心。在某次部队行军中，部队借用当地渔民船只，本承诺给予相应补偿，但因缺少上级批文，补偿款迟迟未发放。对此，罗炳辉极度不满，对负责此事的人员严厉斥责：“面对饥民，你们却还在等待批文？为何不能先发放粮食，再向上级汇报？”
每当遭遇此类事件，罗炳辉总会挺身而出，为民伸张正义。因此，百姓对他深怀敬意，纷纷称他为“罗青天”。
1946年，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罗炳辉接任山东军区第二纵队的司令员一职。正当山东军区全力筹备对国民党的反攻战役时，罗炳辉却不幸因病倒下。
罗炳辉在战场上的英勇拼搏，往往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在担任滇军营长期间，他曾在一天之内行军长达200里，成功救下了朱培德。在漫长的征途中，他未曾稍作歇息，滴水未进，直至见到朱培德时，因过度劳累而晕厥倒地。
在长征征途中，攻克天全之战中，罗炳辉身患高烧，仍坚守阵地指挥战斗，最终不支而倒。即便中央特意安排他赴苏联疗养，他亦婉言谢绝。
长期的巨大压力导致罗炳辉不幸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1946年伊始，他体内的食道血管突发破裂，病情变得万分危急。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新四军军部决定留他在临沂静养。与此同时，军部亦向中央请示，提议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的第二副军长，并由韦国清暂时代理第二纵队的职务。
中央审批通过了此项建议，将罗炳辉送往临沂修养。然而，遗憾的是，在1946年6月21日国军侵袭鲁南解放区的关键时刻，罗炳辉突发脑溢血，不幸于兰陵逝世，终年49岁。
临终之际，罗炳辉深叹惋惜道：“我未能战死疆场，却因病卧床而终，实是痛彻心扉！若能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即便离世，亦无遗憾矣......”
罗炳辉在曙光来临之前英勇牺牲，若非如此，凭借其卓越的贡献，建国后理应被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