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东北角，小东门街深处，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工整的汉字：“太原工程队”。路过的行人不会知道，在这片如今已是装饰市场的土地上，曾经每一天都上演着比《731》电影场景更残酷的活体实验。
1938年初春，太原城的寒风还没散尽，一群日军士兵在小东门内一片荒凉的空地上悄悄拉起铁丝网、筑起高墙。他们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四个看似平常的字：“太原工程队”。
听起来像个施工单位，是不是？
可走进那道门，才会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工地，而是一座被精心伪装的人间地狱。
这座所谓的“工程队”，就建在原来阎锡山炮兵部队的营房里，占地三百多亩。四周是三米多高的土围墙，墙上架着一米五高的高压电网，四角还设有瞭望楼，日本兵架着机枪日夜巡逻。离电网稍近一点，警报就会响彻看守室。而在营地西北角，还有一个神秘碉堡，里面堆着重机枪、掷弹筒、毒气弹——一旦有暴动，这里就能火力全开，把整个营地变成屠杀场。
你可能会问：日军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地方？
答案很简单：他们要人。
随着侵华战争扩大，日军急需劳动力修工事、挖煤矿、运物资，甚至为他们做“特殊用途”。于是，“太原工程队”成了他们“以战养战”的重要一环——这里不光是战俘收容所，更是一个劳动力调配中心，一个死亡中转站。
战俘一进来，先被剥夺姓名。日军用“天、地、人、财、春、夏、秋、冬”等字给他们编号，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一本名册上冰冷的存在。
电影《731》中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日军将活人绑在户外进行冻伤实验。而在太原工程队，这种残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寒冬腊月，战俘们睡在结冰的地铺上，盖着破旧的军毯，日军医生每天记录着冻伤程度和死亡时间。一位曾在这里被关押的老兵说：“我们管这叫'慢速活体冷冻'，比枪毙更折磨人。”
吃的是什么？发霉的包谷米、掺沙的黑豆、喂猪的麦麸和豆饼。每人每天不到半斤粮，饿极了的人跳进猪圈抢白菜根吃，有人精神失常吞食粪便，还有人因为饥渴跳井自杀。日军甚至定下“规矩”：每人每天要上交20只苍蝇，否则不准吃饭喝水。
死人，成了这里最不稀奇的事。平板车每天往外拉尸体，一时凑不齐一车，就把还有一口气的人抬上去一起埋了。埋尸的地方就在东城墙根下，荒草长得比人还高，野狗和老鸦常年盘旋，啃食着浅浅掩埋的尸骨。
但这还不是最残忍的。
日军常常把战俘当作“训练工具”。1942年7月26日，他们从工程队拉出220名战俘，押到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让新兵练习刺杀。所有战俘无一幸存。8月上旬，又一批120人被以同样方式杀害，其中50人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学生。一名叫住冈义一的日本战犯后来供述：“是为了锻炼新兵的胆量。”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这里抽血抽到人干涸而死，做活体解剖训练军医，甚至用战俘做细菌和毒气实验。那些被称作“特殊用途”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地狱里，依然有人没有放弃希望。
1941年，八路军干部刘侵霄、李滋和李一夫等人秘密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他们冒着灭顶之灾，策反了日军的台湾籍翻译陈财。陈财虽然为日军工作，但内心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常在不经意间说出“我们中华儿女”这样的话。通过他，党支部拿到了外派劳工的名单，尽量把八路军战俘安排在太原周边劳动，避免被送往东北或日本。他们还开具假病历，帮重伤病员获释，甚至组织战俘在押送途中暴动。
最成功的一次，是1500名战俘在被押往河北唐山的途中发动暴动，1000多人成功逃脱，大部分回到了抗日根据地。还有一次，一批战俘在火车即将通过山海关时集体哗变，不少人跳车逃生。
这些行动背后，是地下党员们日夜不停的策划和动员。他们秘密串联，消除晋绥军、中央军对战俘的偏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甚至在日军设立的“教化队”里，共产党人孙雨亭还建立了秘密支部，瓦解了日军的洗脑阴谋。
1945年日本战败后，“太原工程队”才彻底关闭。据统计，七年间这里先后关押过约六万名战俘，真正活着走出去的，寥寥无几。
如今，当观众们为《731》电影中的情节震惊时，很少有人知道，在太原城的闹市区，就存在着另一个真实的历史现场。那片土地上的血迹早已被水泥覆盖，但记忆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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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均出自当年侵华日军画报为了掩盖“太原工程队”罪行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