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起，邓小平同志不幸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导致其被剥夺了所有职务。随后，他被下派至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与劳动，直至1973年3月，方才得以恢复公职，重返北京。
自1975年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毛主席的关怀与支持下，邓公肩负起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的重任，针对特殊历史时期遗留的混乱局面展开整顿。这一举措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深切支持，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公再一次受到冲击，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那年的十月，随着局势逐渐平息，邓公复出工作的议题也迅速提上日程。然而，因诸多因素交织，直至次年七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方得以正式恢复。
在邓小平复出议题上，起初有两位高层领导表达了不同看法。究竟这两位领导是谁？他们的最终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首当其冲的便是被誉为“农民总理”的陈永贵。
陈永贵，一位纯朴的农民出身，凭借在大寨建设发展中的卓越贡献，自1967年起，他先后担任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以及晋中地委书记等要职。
自1975年起，陈永贵便一跃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农民到国家领导人的惊人转变。
自然，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之所以充满传奇色彩，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他个人的才能，但时代背景同样功不可没，这一点我们无需赘言。无论如何，陈永贵无疑是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被誉为“农民总理”的杰出人物。
1977年7月，北京召开了第十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原有的党政军领导职位，邓小平同志第三次重返领导岗位，已然成为定局。
对于邓公的复出，陈永贵始终持有异议，他甚至屡次向华老进言，告诫道：“切莫将邓公释放出来……”并指责他是背离毛主席路线和无产阶级事业者。
在第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及其前后，陈永贵与邓公展开了“两次交锋”。在这期间，陈永贵向邓公质问道：
“……你到底是否坚持走毛主席的革命道路？是否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依然有效？……”
实际上，陈永贵所述之语，邓公的理解远超其上。听罢，邓公语气凝重，沉声言道：
“……你踏入共产党的行列尚有时日，永贵同志，我期望你能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首先审视自我。”
邓公说完，提着公文包离开休息室。
1980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的请求，该请求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辞去职务后，陈永贵享受了一段宁静而平凡的隐居时光。然而，他心中始终怀揣着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在经过多次恳切请求后，中央最终应允，让他前往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一职。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于北京走完人生旅程，享年72载。晚年之际，他曾感慨地言道：
“……邓小平是个值得称道的好人，他未曾拘禁于我，且确保了我得以饱餐暖饮……”
除此之外，彼时亦有一位领导人持反对意见，反对邓公重返岗位，此人便是毛主席的坚定保卫者、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
当中央作出决定，让邓公重返岗位之际，汪东兴曾向华老表达过自己的反对立场，他指出：“毛主席曾对邓小平予以过批评，并且这一决定至今仍被载于四号文件之中。”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提及文件中的批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尽管如此，邓公的再度出山已成定局，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唯有他，方能扭转眼前错综复杂的局面。
最终，在叶帅、华老等人的鼎力相助下，邓公得以顺利完成复出之路，然而，汪东兴的固执一度使他不愿表达其支持之意。
1980年二月，汪东兴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宣布，辞去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常委的职务，正式卸任，退居幕后。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同志于北京辞世，享年百岁。